房产商为何“富而不税”？
　　9月10日，由国家税务总局和《中国税务》杂志社联合推出的2004年度中国纳税500强企业排行榜新鲜出炉。但是在纳税500强中，300名以内没有一家房地产企业的名字出现。本报2005年9月20日刊发的《纳税百强为何少有财富巨子》报道指出：这至少说明了两点，其一，房产富豪们的财富中蕴涵着极大的不正义性——偷逃国家税收，是其聚敛暴利的重要途径和手段；其二，房地产税制本身的不合理性，比如目前房地产业税项表现为开发阶段税少税轻、流通环节税多税重的格局。这样，在开发阶段实际上就相当于给了开发商无息贷款鼓励其投机。要改变房地产行业“富而不税”、“有财无责”的悖谬局面，必须要改革税制、加大反腐力度。
   
该不该取消“期房预售”？
　　今年8月15日，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国楼市投下了一枚“精神炸弹”——建议取消在中国实施了10年的期房预售制度！早已领教过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威力、已是惊弓之鸟般的房地产商立刻警觉起来，并首先“举手”反对。继而，成千上万的住房消费者、各路房地产专家、房地产协会乃至建设部纷纷加入“战团”，或为央行鼓呼、或因央行愤怒，反对与赞同之声不绝于耳,中国房地产市场由此爆发了一场有史以来涉及面最广、规模最大的“楼市论战”。
　　本报2005年9月6日刊发的《中国楼市激辩“期房预售”生死》称，在这场激辩中，首先“交火”的是央行和开发商，而消费者在双方背后的“站位”中则选择了央行。央行还有意无意间将一些矛头对准了房地产监管部门——建设部。对于“期房预售”是存是废这一问题，学术界也分成了两派。
　　自1995年商品房预售制度被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至今已整整10个年头，那么是谁让期房预售制度染上了“十年之恙”呢？2005年9月6日本报刊发《谁让期房预售染上了“十年之恙”》剖析了这个问题：消费者、开发商、银行和监管部门在期房预售制度一路走来的10年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、起着不同的作用，但由于缺乏完善而严格的游戏规则，所以使这一制度一“病”至今。在为期房制度博弈的过程中，消费者扮演了一个最受伤的角色。

个人合作建房是否可行？
　　今年初，一位名叫于凌罡的工程师联合200多名参与者在北京召开了个人合作建房联盟大会，宣称要用自己的方式在北京盖一栋他们自己的楼房，即将一群人联合起来从政府手里竞拍到一块土地、抛开开发商，然后聘请专业设计公司和建筑公司、物业公司建起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。本报2005年2月15日以《个人合作建房力图“一脚踢开”房地产商》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。  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舒可心研究员认为，虽然个人合作建房“是对目前极不规范的房地产市场的反抗”，而且在“得到土地或者银行贷款等方面，合作建房都没有多大问题”，但这仍然“类似一群小孩子在玩积木——一群年轻人拿自己的钱玩自己喜欢的游戏。以往的游戏多数是由政府领着玩，而这次则是在一个最不透明的行业里玩一个完全透明的游戏，”因此他认为失败的几率更大。一年时间过去了，事实如何呢？
   
闲置住房维修基金怎么用？
　　在5月11日建设部等国家七部委联合发文剿杀炒房军团之后，关于房地产的另一层面——公共维修基金的问题又进入了公众视线——从1999年至今的6年时间内，北京市积累的住房公共维修基金已高达80亿元。但令人蹊跷的是，这80亿元巨资目前竟然未动分文。本报2005年6月14日刊发的《80亿闲置住房维修基金如何使用成问题》对此进行了披露。
　　“也许正因为住房维修基金是百姓自掏腰包，所以没人重视和关注。北京有80亿元、全国有1000多亿元，如此巨大的资金压在有关部门手里不能正常使用，说轻了是不关心群众疾苦，说重了则是对工作不负责任、是官僚主义。”不少市民间接对北京市建委提出了批评。业内人士还对北京市建委的基金管理方式进行了抨击，认为“数额这么大的维修基金应该有个专门管理机构,起码要有理事会、监事会，而不是由现在的小区办和售房单位为他们代管。”

声音
本报2005年5月24日
警惕房价成为新的返贫因素
　　市民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降低城市房价的声音虽一浪高过一浪，但房价照涨不误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房价问题有可能导致城市“买房返贫”现象的普遍发生，就像发生在农村的“因病返贫”和“教育返贫”那样。和医疗、教育一样，住房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，而是人类生存生活的必需品，既然是必需品，政府就理应保障人人都能享受基本的住房公平，都能住上可维持基本生存的房屋。但在北京等高房价城市，一套普通的房子都在几十万元左右，对于大多数月收入几千元的市民来说，到退休都无法圆自己的买房梦。有的人即使贷款买了房，也同样过着这样的穷日子。
　　由富返贫的因素很多，有些很难避免，但“人为”的因素却是可以避免的。正像加大社会福利制度的覆盖范围可缓解农民因病返贫、实现教育公平可摆脱农民教育返贫的道理一样，如果我们能大张旗鼓地倡导“基本的住房公平”，因房返贫的现象也能得到避免。政府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很难，比如让低地价、低房价的经济适用房名副其实，别让发展商将其变成利润最大的摇钱树，比如政府可以建一些低房租的公房，专门出租给无力买房或暂时买不起房子的人等等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　　（刘 健）

本报2005年12月6日
《反暴利法》遏制“暴利冲动”
　　在日前举行的“2005首届中国地产品牌价值评估与品牌评选活动”论坛上，房产商人任志强语出惊人：“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的。”在商言商，房产商人叫喊“房产品牌应该是具有暴利的”，且让他叫喊去，关键是，有什么法子阻止这种“暴利”论的得逞。我认为，希望在《反暴利法》的制订上。 
　　政府立法反暴利，既是现实情势所迫切需要，也具有当然的合法性。现在不但房产开发商赤裸裸地追逐暴利。这些暴利，一不是来自品牌效应，二不是来自知识产权保护的高附加值，而是基于信息不对称之上的对消费者利益的盘剥而来，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不当得利。假如有了一部《反暴利法》，政府对市场价格虚高的调控就不必过度依赖行政性干预，权宜性质的行政干预则可以转化为法律框架内的执法行为，如此，既可以实现对市场暴利的有效遏制，也避免了因过度干预而伤害市场秩序；对消费者而言，如果有了《反暴利法》，可以寻求司法救济，让法律出来驯服市场的“暴利冲动”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吴钩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