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何行为都存在一种博弈的思量，当西区村庄还在考虑如何把脚踏入商海中进行博弈时，北区和东区的村庄已经开始了“做什么”的博弈，也就是如何为自己定位。有人曾把近几年的村庄经济冲动比作刚刚开放时深圳的情况：每天都会有一个商机砸下来，就看你有没有胆量接住它。

      “那个时候找我们合作的人太多了，村委会的电话就没有断过，从没有打广告，来的却都是‘大腕’。”几个北区村庄负责人的回答惊人的一致，由于政府为参与城中村改造的企业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，一些地理位置较好的村庄，瞬间成为开发商眼里争抢的“香饽饽”。

      “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，村领导必须理智，不能盲目上项目，需要权衡各方利益之后才能做决定。”耿景盛认为，城中村的种种经济行为，最根本的是在考量各个领头人的商业眼光。

城中村自我改造困难多

      仔细回忆几年来郑州市城中村的经济尝试，无外乎租卖土地、出租房屋、合资入股创办企业等依靠外力支持的项目。在几年的利益分配中，大部分城中村领头人渐渐意识到，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，城中村周围的土地在慢慢升值，而城中村只是简单地参与了市场化运作，力量很渺小。如果能完全进行“自我改造”，把自己融入市场经济中，才能真的获得大效益。

      对此，有专家提出，作为城中村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，搬迁和翻建不仅涉及庞大的资金来源问题，还涉及产权的界定和利益的调整，远比股份制改造和撤村改制艰难得多。

      一方面，政府担心拆迁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。

      另一方面，房地产商担心拆迁开发矛盾重重，变数很多，高昂的交易成本可能远大于正常收益。还有一方面，“村民”以及“村集体经济”则担心他们既得的房地产租金收益在开发改造中得不到保护。而一旦村庄自己主动进行自我改造，那么整个城市化进程将会事半功倍。

冲动成就了“村民富翁”

      不过城中村的经济冲动并非是简单的冲动行为，其背后的效益才是冲动的真正原因。耿景盛为记者算了一笔账：宋砦村民现在平均每家每户有半栋楼，从地下到7层，将近1000平方米，一楼用作招商，二楼以上全部用于房屋出租，按照周边的房屋均价1500元/平方米来计算，每家的资产已经超过百万元，这还不包括村民自己居住的两所房子和每年出租房屋的费用。

      路砦的算盘是：集合村民手中的闲散资金，在低使用率的土地上建造高标准商住楼，并成立股份制公司，村民变成股东，股东除了享受每年盈利分红外，股权还可以继承和转让。18岁以上的村民，无论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都能入股，一人限一股，建成后，按每天每平方米1元的保守出租价、3万平方米的出租面积计算，一年净收入900多万元，是原资产收入的15倍。

整片开发符合市场规律

      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谷建全认为，从理论上来讲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城中村成为城市的一部分，它的土地实际上就应该是属于国有的了。原来是郊区，用级差地租来分析，由于土地位置原因，地价比较低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土地位置变好了，地价就上涨了。此时的级差地租就应该是政府的，政府应该拿着级差地租用于城市发展。但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体制转换的滞后性，使得级差地租落到了村民手里。这也使得村民可以利用各种方式获得经济利益，如盖房出租等。但是远郊的村庄就没有这个条件。而原来那种传统的租卖土地等形式，实际上不利于城市的发展，对城市的管理也提出了很多新问题，只有土地完全实现国有化了，才能真正算是得到改造了。

      不过，从郑州市来讲，城中村改造已经探索出一条不错的路子，就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，实现整片开发。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村民的出路问题，应充分考虑到村民的经济利益，让村民入股就是其中一种方式。实际上只有村庄主动参与经济建设，才会推进整个城中村改造进程，这也算是比较有效的方式。

      另外，他认为，推进城中村改造步伐，政府主要是起引导作用，市场化的影响还是最关键的。从现在看来，村庄的观念已改变很多，不再是死守着一片地。至于北边和东边的村庄改造步伐较快，除了市场经济作用外，还有土地开发成本问题、资产置换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