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建立20座各拥有50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，将能实现规模经济，突破经济增长瓶颈

    房地产建设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其实并不昂贵，房地产高价反映的是高的土地价格，而这是由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需要所导致的。

    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多重挑战，包括全球贸易前景不确定、国内消费不足、就业不足、环境恶化、自然资源匮乏等。但如果中国能通过建立超大城市（Supercity）来提高生产效率和人口分布效率、改善居住条件，则上述挑战都可以得到缓解或解决。

挑战种种

   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，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。但过去的成功不能保证将来的成功，中国的增长前景还面临着许多障碍。

    第一，中国的增长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，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一直在上升。2000年至2006年间，中国GDP每增加1美元，出口就增加51美分，这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.5倍。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过于依赖全球贸易环境。而未来几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将会放缓，或采取保护主义政策，全球贸易环境可能恶化。

    第二，中国人口结构正变得不那么有利于经济增长。五年内，中国人口抚养比会达到最低值；之后，人口变化趋势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。未来20年内，中国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1995年JP的水平，而正是在那时，JP失去了增长的动力。人口变化趋势也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越发紧迫，中国必须在20年内实现工业化，否则将陷入低收入水平陷阱中。

    第三，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被严重破坏，进一步破坏将引发巨大的经济成本。比如，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可能已经两倍于可持续发展所限定的水平。如果空气质量继续恶化，将出现严重的城市健康危机。水污染的情况与空气污染类似。为了解决这类问题，所有工厂必须安装相应的处理设备，这会增加生产成本，并减缓经济增长步伐。

    第四，中国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。由于政府拥有所有关键生产要素，为了降低生产成本、推动经济增长，这些要素的价格就被压低。但没有合适的定价，这些资源将被滥用，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。为了让资源消耗回到可持续路径上，中国可能需要把水、煤炭等自然资源的价格提高一倍到两倍。当然，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降低。

    第五，巨大的贸易顺差使中国与贸易伙伴的摩擦越来越多，这会导致对WTO体系规则的冲突，但WTO对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是非常关键的。而且，由于贸易盈余所带来的资本过剩，中国的城市化规模需要加倍。但房地产价格太高，减缓了城市化进程。

规模经济是关键

    大城市的人均收入一般比中小城市更高。东京地区的人均收入比JP平均水平高60％，纽约和伦敦的情况也类似。而在发展中国家，像里约热内卢、孟买、上海这种大城市的平均收入，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幅度要更为可观。这种现象的关键，在于规模经济。

   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，城市也应该更大。中国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，人口却4.3倍于美国；而且美国东西部都有海岸，中国西部却不适宜居住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中国的城市规模至少应该是美国的4.3倍。美国最大的城市是纽约和洛杉矶，人口超过1000万，那么，中国最大的城市应该有超过5000万人口，即超大城市。

    城市越大，失业率越低。这一统计事实的背后，是规模经济上升所带来的效率。其中，最重要的效率来自人口分布。例如，一个有着5000万人口的大城市，可以让大型超市变得像便利店那样可行。高效率也让就业变得更容易。因为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，大城市中每个工人的产量会更高，雇主也能雇用更多的工人。

    巨大的人口会让公共交通变得有利可图。地铁在多数城市都是不赚钱的，香港和东京是极少数例外，因为它们的人口庞大而且集中。而中国的城市应该比它们更大。

    公共基础设施通常都无法盈利；这种基础设施的融资可得性，经常成为城市发展速度的制约因素。而中国可以建设足够大的城市，让公共基础设施实现高额赢利，这就开启了通过发行债券来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可能性。中国正在经历资本过剩，如果资金能够投向超大城市的建设并获得利润，那么国内需求将大大增加，经济对于出口的依赖也会减少。

    成百上千个城市同时追求快速增长，不会是有效的策略。中国应该挑选一些城市，赋予它们省级行政地位，并给它们发行债券来发展基础设施的权力。例如，除了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四个直辖市，大连、青岛、深圳、武汉也可以成为选择。